“他们告诉我们,哪几份报告是没用的。”
两年里我们移植失败了三次,手里有一叠从没有人从头读到尾的报告。在这里发生的第一件事,是一份五页的说明:哪些检查已经过期、哪些是重复做的、以及两个我们必须问医生的问题。之前没有人这样干过。
第二次移植成功了。但我记住的是那份说明,而不是结果。那是整个过程第一次有了“形状”。
我们不用成功故事当证明。我们把它当信息发布——因为别人提醒你的那些难处,比他们庆祝的那些时刻更有用。
两年里我们移植失败了三次,手里有一叠从没有人从头读到尾的报告。在这里发生的第一件事,是一份五页的说明:哪些检查已经过期、哪些是重复做的、以及两个我们必须问医生的问题。之前没有人这样干过。
第二次移植成功了。但我记住的是那份说明,而不是结果。那是整个过程第一次有了“形状”。
我上一次接触机构,是一个电话加一个数字。这次,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律师和我坐了两个小时,逐条讲解,包括如果我改变主意会怎样。那一刻我才开始信任这个流程。
最难的不是打针,是孩子出生后的那一周。他们的协调员连续十天每天给我打电话,没有人催我“赶紧好起来”。
我第一次咨询被拒了,而且是书面拒绝——因为文件不齐、时间预期不现实。当时我很恼火。八个月后,我带着他们要求的全部材料回来了。回头看,那次拒绝是这个行业里有人对我说过的最诚实的话。
我女儿现在十四个月了。我最低估的是文书部分——花了九周,如果是我一个人,早就淹在里面了。
我们的第二次移植在第八周中止了。我以为会收到一张新账单和一张新日历。结果当天就接到了电话,收到一份书面说明(中心认为发生了什么),以及一份清楚的可退与不可退清单。
我们停下来了。也许以后还会再来。重要的是,“停下来”被当作一个正当的决定,而不是一次丢单。
有两家机构告诉我们“很简单”。并不简单。在这里,我们看到真实的法律要求、做不到的部分,以及取决于中心裁量的部分。那次谈话并不舒服,但为我们省下了一年。
我们飞到比什凯克,就是想亲眼看。我们见了协调员、看了诊所、在有翻译在场的情况下读了合同。我们对这个行业并不天真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愿意正面回答所有问题的办公室,包括关于钱的问题。
我们发布家庭与志愿者的经历,包括未成功的。是否署名、哪些细节需要修改、是否使用照片,全部由你决定。没有签署同意书,什么都不会发布;你也可以随时撤回同意。
我们不为故事付费,也不会把它编辑成广告。如果你想分享,写信给我们——我们会先寄出同意书与编辑规则。
可以要求我们联系一位旧客户。在对方同意的前提下,我们会安排。